关于中华杨氏始祖一说，最广泛的族谱都认可伯桥，依据是西汉文学家杨雄的自序：他自述其族源云：“有周氏之蝉嫣兮，或鼻祖于汾隅；灵宗初谍伯桥兮，流于未之杨候”。伯桥被扬雄认为是杨姓的初祖，后有欧阳修的《世表》而更具体，伯桥为杨姓的始祖，在古文献学上是有一定的根据的。
     《杨氏族谱》中的伯桥世系：伯桥--文---突---职---赤、肸、鲋、虎；
肸---伯石（食我）、季夙；
    ⑴食我----西汉四川杨雄一支；代表人物有：杨朱、战国时人，哲学家、杨宣、四川什邡人，杨雄，西汉文学家，杨由，成都人，西汉著名理学家；四川杨氏成名早于陕西华阴杨氏。
    ⑵季夙---道--忠---业---赞---祺---羡---惠---元---温---志---章---
    以上始祖中，最早史上记载的是杨肸（左传.昭公二十八年），也称羊舌.肸，字叔向，春秋时晋国大夫，生卒年月不详，《左传，昭公十五年》（公元前527年），尚记叔向论周景王办丧礼，则叔向之死，当在前527年至其子食我被杀之前514年之间，主要活动在晋平公、昭公时期（公元前557--526年）。食邑在杨国（今山西省洪洞县东南15里）。羊舌氏是晋国的公族，叔向之父羊舌职即为羊舌大夫，到叔向这一代，羊舌氏极盛，兄弟四人（伯华、叔向、叔鱼、叔虎）称“羊舌四族”，声名四播，即使楚国人都称其为“强家”。叔向比同时代的孔子大三十岁左右，杨氏立祖应早于孔子家族。
    史书中的杨肸，为晋国的重臣，他的一生充满了传奇。最主要的原因是他对周礼崇拜和极力维护深受周王朝的器重。叔向娶妻夏姬，生子伯石、季夙。他的长子伯石（杨食我）因得罪晋贵族遭害，有后人逃往四川巫山；次子季夙携子逃往陕西华阴。
    晋平公十九年（公元539年），齐景公派晏婴到晋国求婚，叔向与晏婴在宴会上交谈，各自表述了对本国政治形势的看法。两人不约而同地得出一个共同结论，即公室衰弱，私家兴起，前途堪虑。叔向说，晋国的庶民百姓已经疲惫不堪，但国君还要征发他们修建豪华的宫殿，路有饿殍，国君所宠爱的女人家里却富得流油。所以“民闻公命，如逃冠仇”，国君没有威信，“政在家门，民无所依”，私门将有取代公室的趋势。
    叔向清醒地看出，公室很快就会走上未路，私家势力即将取而代之。在这种形势下，他没有依附新兴的私家贵族，而是与日渐微的公室联系在一起。因为他的家族也是公族。他说：“晋之公族尽矣。叔向闻之。公室将卑，其宗族枝叶先落，则公室从之。叔向之宗十一族，唯羊舌氏在而已。”但只能随着腐败的公室一起灭亡，别无他法。这就是叔向的政治立场，在新旧贵族两种势力的较量中，虽然他认识到公室将是失败的一方，但由于家庭的历史渊源，他毫无选择地站在公室一边。
    公室的政治利益是由西周时期延续下来的礼制传统所维护的，所以，叔向积极地维护这种传统，反对变革，成为旧势力的代表性人物。他反对子产铸刑书，就是春秋时期旧势力反对新势力进行政治变革的著名事件。
    晋平公二十二年（公元前536年），郑国制定刑律，铸之于鼎，公布于众。叔向认为此事不合旧制，就给郑国执政的子产写去一封信，极力反对这样的政治措施。他从多方面阐述了铸 刑书的不妥。首先，“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古昔先王的传统是不制定成文法的，只有到了政治衰败的时候才会制定成文法，“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周有乱政，而作《九刑》，但不公布于众。铸刑书这样的做法是从来没有过的。其次，铸 刑书以后，“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征于书”，西周的礼制传统将会遭到破坏。破坏了礼制，也就破坏了旧贵族的政治基础。所以，叔向的结论是，“终子之世，郑其败乎！”郑国就要败在子产手中了。
    叔向写了这封信，并未能阻止郑国政治变革的步伐。而且在23年后，晋国也铸了刑鼎。无独有偶，也有一个人反对此事，这个人就是在中国历史上造成很大影响的孔子。孔子认为，铸了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贵何业之守？贵贱无序，何以为国？”断定“晋其亡乎！”孔子同叔向一样，认为铸 刑鼎是破坏贵族特权地位，必然要导致亡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