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考证，清初四川重镇重庆城仅余百家，所辖州县，有的甚至只剩下十几户人。而据四川安岳县县志记载，全县甚至“户不盈十，丁不满百，难以设官”，不得不归并到遂宁县。

     康熙七年（1668），四川巡抚张德地经重庆到泸州,沿途巡查。但见劫难之后，昔日丰腴的天府之国，到处是满面疮痍，枯骨对泣，瘟疫盛行，人丁损尽（全省总人口锐减至不到10万人），耕地荒芜，增赋无策，政局不安。忧心忡忡地向康熙皇帝上了一道奏折，“……当我站在满目疮痍的昔日天府，增赋无策，税款难征，吾局促不安、寝食俱废。我等受皇上差遣，惟有精忠报国，效忠朝廷。经过几日思索，我觉得要重振天府之美名，惟有招来移民开荒垦地，重建家园，除此似无别的良方上策。”《明清史料·户部题本》。

    端坐北京紫禁城的康熙皇帝直到“亲政”后才正式确立了“招民填川”的政策，并在甲戌年（1694）正月颁布了《康熙三十三年招民填川诏》的诏书：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朕承先帝遗统，称制中国，自愧无能，守成自惕。今幸四海风同，八荒底定，贡赋维固，适朕愿也。独痛西蜀一隅，自献贼蹂躏以来，土地未辟，田野未治，荒抚(芜)有年，贡赋维艰。虽征毫末，不能供在位之费，倘起江西、江南助解应用，朕甚悯焉。兹据御使温、卢等奏称：湖南民有毂击肩摩之风，地有一粟难加之势。即著该部，饬行川省、湖南等处文武官员知悉，招民徙蜀。凡有开垦百姓，任从通往，毋得关隘阻扰。俟六年外奉旨起科。凡在事官员招抚有功，另行嘉奖。钦此。清康熙三十三年（1694）岁次甲戌正月元日”。 

    康熙下旨，鼓励向四川（含重庆）大规模移民。清政府还为此颁布了一系列移民优惠政策，主要是鼓励外省移民入川垦荒。如规定凡愿入川者，将地亩“永占为业”；各省贫民携妻、子入蜀者，准其入籍；在赋税政策上实行额外的优惠，对移民垦荒地亩，规定“免赋五年”。并对滋生人口，“永不加赋”。州县官凡安插300户者，现任官提升一级，候补官授以实职。还规定对移民迁出和迁入地政府，配合移送核实，安排上户籍、编入保甲。

    这些政策为移民创造了不错的环境和条件。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陕西等省的移民，浩浩荡荡涌入四川，长达数十年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活动由此拉开序幕。因为当时填川的移民，仍是以湖广地区为主，所以一般都称为“湖广填四川”。为了组织移民入川，顺治和康熙年间两度在湖广和四川地区只设一个总督，时称“川湖总督”，先驻湖北荆州，后驻四川重庆。

    在中国历史上的六次移民大潮中，当以第五次之“湖广填四川”为代表。这次移民的特点是朝廷大力倡导、各级官吏努力推行的“招民垦荒”与自发性的移民相结合，从而掀起了移民高潮。始于顺治十六年（1659），高潮起自康熙中叶至乾隆年间，止于嘉庆元年（1796），持续长达130余年之久。直到同治年间，仍有少量移民入川。
     在这支移民“大军”中，也艰难的走着我的先祖。康熙58年（1719），定居于湖南泸溪县拖木冲，今泸溪县永兴场乡三冲坪村一都杨桐木冲的我入川始祖杨氏宣泰公（时年七岁，系泸溪县一都杨始祖杨景聪第14世孙）在其祖婆杨滕氏带领下，和叔父杨伏馨一同被招入川，插站为业。迁居于大清国四川北道潼川府安岳县喜井乡石庙寺（遗址在三耳石罗家坡）下庙河沟，今安岳县鱼龙乡高塘村九组踏水桥水库旁。挽草为界，以12亩地起家。祖公一生勤奋，大成家业。先建祖屋于庙河沟（现杨秀贵屋基），后购高塘村一组烂泥沟苏（贞昌）氏产业（今杨长国屋基），始造杨氏祖屋，悬“陈均首选”匾于堂前。并迁播于此，枝繁叶茂。本支入川应该是比较晚的，当时杨景聪后裔各大房中已有几支先于本支十余年，落业在四川遂宁市以及安岳县的朝阳、石板、协和、横庙、乾龙等乡镇了。

    祖先的背景已然吹散在历史的浮尘中，但《两婆孙下川》的凄美传说仍在后孙中传颂。三百多年前的百万大移民，使得占90%以上的湖南、湖北、广东移民变成了四川人。同时也给四川带来了不同地域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四川注入了新鲜血液，甚至今日四川那无与伦比的感染力和同化力也正是来源于厚重的移民文化。包括本支湖南泸溪县杨氏在内的这些当时的外省移民，成为现在绝大多数四川、重庆人的先祖。